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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2年民國建立，新政府立即頒佈法令，不準大傢過舊歷年，嚴禁慶賀，更禁止賭博，隻有收帳可以 這種時候，商業總是顯得很固執，我就要我就要。連政府也不得不考慮商人們的習慣，五月底財政部向參議院提交“會計年度提議案”時，首先指出，各國會計年度基本分為三種：法蘭西、奧大利、比利時，采用一月一日制；英吉利、德意志、日本、丹麥采用四月一日制；采用七月一日制的國傢最多，如美國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那威、墨西哥等。財政部認為中華民國應當采用七月一日制，理由是“我國商人習慣皆以端午中秋除夕三節為結算期，營業稅所得稅等相此三節而酌定之，亦宜在陰歷五月以後”。這就是端午的力量。
話說回來，舊歷年沒讓過，舊歷端午即五月節，讓不讓過，誰知道？湖北是“首義之區”，自然要當表率。湖北老百姓一琢磨：要不，咱過新歷的五月五？一人動，百人隨，1912年5月5日，武漢城內外，都拉開瞭過節的架勢，尤其是城外的白沙洲、金沙洲，從來就是過節的中心區，二洲居民瞬間進入節日模式，舊節程序全套搬演，什麼紙紮龍船，迎天符，抬著諸神出廟巡遊，好不紅火。巡警聽到聲響，跑來視察，居民紛紛說什麼“收瘟攝毒，預防時疫”，巡警也摸不清上頭的意思，沒敢太加幹涉。
這一來，這股節日風可就刮進城裡，軍政各界，紛紛私下議論。甚至有膽大的跟上官提出，是不是放假一天，大傢過節？去年是新軍、今年成瞭民軍的兵營裡，更是說法多多。往年端午，當兵的不但可以請假外出，還有酒肉犒賞，今年咱是不是照舊哇？
終於讓黎元洪知道瞭。副總統兼湖北都督立即通令，禁止各機關過節。通令中說：“過節原為吾國陋習，毫無意識，現在民國肇興，亟應改良社會，蕩除民國之舊習慣，凡奉公人員，尤宜以身作則，力矯前弊，以資表率，茲屆新歷五月，誠恐仍沿舊習，競過端節，為此傳知滴雞精價格各司外各軍隊各司廠，一體知照，不得仍沿舊習，循例賀節。”
說實話，按新歷過節，本來也有一點名不正言不順，大夥兒被澆瞭一瓢冷水，隻好作罷。這事就算這麼被壓下去瞭。
1912年的6月19日，才是陰歷正宗的端午節。千年習俗，能否一朝鏟除？黎副總統少不得防微杜漸，預先發瞭通令。各機關各軍隊，根據黎副總統的指令，發佈文告。《申報》的訪員抄下瞭第一鎮統制黎本庚的文告，刊登在地方版上。
文告比上次的通令說得詳細，首先是譴責過往的端午節：“舊歷端午，往往有無賴流氓，聳恿愚民，開龍船大會，為斂錢之舉，於風俗治安，兩有妨礙”，接著，黎統制（或者說他的文案夫子）饒有興味地作瞭一番簡短的考證：“本統制查五月五日，節號天中，三閭屈原是日投水，後人景仰前賢，憫其愛國捐軀，投粽果於江以吊之，此事曾見於書。”既然於古有征，又富美意，為何還要禁止呢？主要是針對“龍舟競渡”，即使是古人，“有識者早非議之”，到瞭今日，“無業流氓，假慶賀佳節為名，賽會筏船，醜態百出”，前清時代，尚宜革除，何況中華民國“咸與維新”，必須嚴禁。
由此我們似乎可以看出黎元洪將“過節”視為“陋習”的命意所在。庚子以後，維新派深惡愚民誤國，連帶把民間社會的種種舊俗都視為糟粕。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正月，從北京到上海，各大媒滴雞精推薦體都在討論“改良過年舊俗”，論者認為，中國新年的弊端有二，一是“繁文”，二是“迷信”，什麼送神、燒香、賭博、拜年、算命，種種宜忌，種種禮節，都無補於世，且虛耗財力。
維新派並不是徹底反對“過節”，他們隻是希望“新民”，提倡有益的節日活動。諸如上海、蘇州等地於1912年1月15日慶祝民國“第一元宵”，便有提燈遊行、懸掛彩燈、燃放煙火等新式節目，多半是效仿租界的西人行徑。但是他們天然厭惡民間的自發聚會，諸如聚賭、龍舟、巡遊、社戲，既增加治安成本，又可能被地痞流氓借作斂財之道，中國要成為“文明國”，豈能不革除這些舊俗？
維新人士的見解顯然影響瞭政治高層（有些維新者本身就進入瞭高層），這才會有以黎元洪為代表的政府出面禁止民間過節，尤其是帶有狂歡性質的新年、端午。
那麼，效果如何呢？我們來看《申報》訪員的報道。
6月19日當天，“武漢政學軍商各界仍循舊例慶賀，各署、局、軍營、學堂，雖未放假，而到署辦公者，殊覺寥寥。軍人非請假出外，即在營置酒酬酢，學生則多曠課不到”。明明有嚴令在前，難道長官、教員，統不管麼？據說他們也很無奈，因為端午過節是“習慣所在”，他們也害怕一經約束，引起風潮，所以“莫敢阻禁”。通令文告的威力，碰到強大的民間習俗，似乎也無技可施。
其中關鍵，恐怕在於端午舊俗背後，有強大的經濟動因。在武昌，各行政機關辦事人員，“竟要求借支津貼薪水，以為過節之消耗費”，這好象不太妥當，可是人人如此，誰願意獨當眾怒？民國已經半年，最初的廉潔公直，似乎也漸漸消泯。官吏職員手裡有瞭錢，帶動假日經濟，“市上售食物者，生涯極為暢旺”，而城內商店，援引舊例，停市半日。
不上班，商店也不開門，去哪兒呢？漢口哇，那才是節日的銷金窟。“租界以內妓院酒樓，日未午，已見各司人員幢幢往來，叉麻雀，跑馬車，興高彩烈，勝於往常”。
至於本地居民為多的漢陽，賽龍舟，迎神會，明目張膽，誰去管他？青壯小夥，赤瞭上身，扛著龍舟旗鼓，就從街上黎統制的煌煌告示面前呼嘯而過，招搖過市。又有誰來嚴辦？軍士，巡警，也在過節。
《申報》的訪員（當然是維新派）明顯很憤憤於這種圖景，感慨說“籲，可異也！”當然他也隻能在報紙上發發牢騷。
說穿瞭，這件事還蠻吊詭的。報紙上天天在說“民國創立，主權在民”，可是“民”在律令裡並沒有遵守“舊俗”的自由，過新歷端午被禁，過舊歷端午還是不許。可是，人要過節，洪水都擋不住，連制定命令的人，也管不住身邊的人、傢裡人，甚至自己過節的欲望。他們廢禁舊節的理由，無非是功利化的“糜費”、“混亂”等原因。這倒讓人想起宋代陸遊筆記中一個司馬光的故事：
司馬光是反對過節的維新先鋒派，尤其不喜歡過“金吾不禁”的上元節，想必也是覺得男女混雜，蕩閑逾檢，成何體統？某年上元，夫人要求上街“看燈” 這可是宋代上元的一大盛景，看過《水滸》的人都知道，東京燈節，連李鐵牛都久聞盛名，非要宋江哥哥帶他去耍子不可。
司馬光板著面孔對夫人說：“傢裡自有燈，何必上街去看？”
夫人講：“兼欲看人。”大年下，誰不圖個熱鬧？
司馬光憤憤地，也可能是苦笑著 這取決於他怕不怕老婆 說瞭一句：“某是鬼耶？”難道我不是人，是鬼嗎？
你看，從司馬光，到一千年後司馬光的徒子徒孫，都在強詞奪理，半點兒不顧廣大人民群眾的心理感受，隻要嚴肅認真，不講團結活潑。
再發幾張民國龍舟照：
（本文圖片均源自網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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